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2026年第2期

•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宋冬林，曾昭懿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城乡融合中具有关键作用。当前，该领域仍面临城乡健康观念转型阻滞、制度调适滞后、资源配置失衡及供需结构不匹配等突出困境，严重制约均等化进程向纵深推进。鉴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与城乡融合的共生关系，需实现三大关键转向：健康观念从“重治轻防”转向“自主健康”，服务原则从“形式均等”转向“积极差异”，实施路径从“供给主导”转向“需求驱动”，以此改善收入分配、弥合城乡差距、构建共同福祉。为实现上述转向，需从顶层设计、资源统筹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涵盖健康公平调节效应、差异化绩效考核等内容的“五位一体”实施体系，同时建立“动态制度校准”分析框架，通过弹性责任划分与数字治理赋能破解非均衡问题。

• 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基于供需双侧的视角

  张轲，胡浩，倪加鑫

  县域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利用2010-2022年县域面板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外生政策冲击，实证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且该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能够通过加强供给侧的公共服务和扩大需求侧的消费、投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营商环境较好、电子商务发展程度较高和低财政压力地区，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增收：测度、效应与作用机制

  常青，李剑，赵柯鑫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是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方向。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9-2020年调查数据，从村庄层面测算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揭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扩大乡村产业规模、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等方式赋能农民增收，具体表现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与二三产业主体密度、促进劳动力外出就业以及缓解农户生活性信贷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在不同农村家庭之间存在差异，相较于其他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资本水平一般以及处于中低经济发展水平村庄的家庭增收效果更为突出。基于此，从推进差异化施策、强化数字动能、完善数字金融三个方面提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 数字化赋能如何影响农户农药减量？——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的实证分析

  李红莉，张露，张俊飚

  推进农药减量化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变异造成农户基于经验积累的隐性知识失效。以新经济要素为基础的数字化赋能为农户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新渠道、新路径，为激发农户产生兼顾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生产行为决策创造了良好条件。利用湖北省水稻主产区1850户稻农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数字化赋能对农户农药减量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表明：（1）数字化赋能的两个维度，即数字资源禀赋和数字使用能力，均能显著降低农户农药投入；（2）数字化赋能促进农户农药减量的主要作用机制为通过在可自我服务的场景中提升人力资本、在禀赋约束的场景中促进机械化迂回投资；（3）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扩大地块规模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赋能对农药减量的促进作用。据此，政府不仅应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同时还应提升农户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水平，以此帮助农户突破传统隐性知识失效壁垒，实现农业减量化，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 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与家庭粮食生产——基于“趋粮化”与“非粮化”的视角

  陈国富，丁珂

  如何通过农村制度改革平衡保障粮食安全与生产要素配置之间的矛盾成为政策实施必须考虑的问题。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将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家庭种植结构中粮食作物占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提升了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和收入占比；机制分析发现，政策主要通过农地流转促进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来促进农地“趋粮化”，长期投资促进效应和农地租金挤出效应并未改变政策使农地“趋粮化”的总体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所属村庄劳动力外流比例更高、拥有社会资本更少的家庭农户，政策对于提高其种植结构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和收入占比的影响更强。

• “趋粮化”抑或“非粮化”：粮食安全目标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种植结构变化

  程丹，杨丹，刘海

  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识别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种植结构的因果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2008-2021年，考虑省际异质性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呈波动降低趋势。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速种植结构“非粮化”，在处理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且在高农业收入组和中青年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粮化”效应更显著。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土地流转来加速种植结构“非粮化”，通过降低非正规信贷约束来减缓种植结构“非粮化”。据此，从提高政策制定和实施透明度、有序引导土地流转和逐步完善金融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 中国农业气候韧性的水平测度、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李明亮，孔荣，余国新

  基于2006-202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从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三个维度构建农业气候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莫兰指数、Kernel密度、马尔科夫链、Dagum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究农业气候韧性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农业气候韧性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气候韧性较高；农业气候韧性分维度评价由高至低依次为抵抗能力、变革能力和适应能力。第二，农业气候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主要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特征。第三，农业气候韧性存在极化现象，但极化效应有所减弱；各省（市、自治区）农业气候韧性短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提升空间滞后水平能够提高本省农业气候韧性向上跃迁概率。第四，中国农业气候韧性区域差异呈波动上升态势，差异主要来源于组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第五，土地规模经营、公路通达度、对外开放和财政支农力度是影响农业气候韧性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且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交互增强关系。

• 气候冲击、农户家庭分工与非农就业质量

  吴翌琳，刘梨进

  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增加了降水异常发生频率，给居民福利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家庭内部劳动力重新配置被视为缓解气候变化带来负面影响的有效策略。尽管现有研究广泛讨论了气候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然而有关气候变化与家庭两性劳动分工的探讨依然稀缺。本文基于Tobit模型考察了气候变化引致的旱涝冲击对农户家庭分工的影响，检验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并考察了旱涝冲击对农户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旱涝冲击深化了农户家庭夫妻双方的分工程度，加剧了性别劳动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在面临旱涝冲击时，丈夫会减少农业劳动供给而增加非农劳动时长；妻子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丈夫在农业劳动上的缺失，增加务农时长；夫妻双方闲暇时长均不同程度地减少。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旱涝冲击对年龄大的夫妻、资产低的家庭以及水利设施基础差地区的农户劳动配置影响更大。拓展分析发现，旱涝冲击通过影响家庭福利进而影响家庭劳动配置状况；而社会规范效应和土地安全效应在旱涝冲击对夫妻双方劳动配置作用时会产生差异化影响，从而深化农户家庭分工。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旱涝冲击对农户非农就业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分工的深化加剧了这一负面效应。

• 农业强国建设的湖北实践：内涵要求、机遇挑战与路径措施

  唐文苏，宋洪远

  建设农业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战略任务，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意义。湖北省作为农业大省，肩负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使命。基于湖北农业发展现状，构建了湖北农业强省建设的指标体系，通过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关键指标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25-2050年，湖北省农业发展在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营体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生态低碳和共同富裕七方面将得到显著提升。对标2025年、2035年、2050年的发展目标，湖北在农业稳产高产、科教资源丰富、全产业链整合等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但也存在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支撑力度不足、农业经营体系产业组织能力不强、数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和挑战。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农机装备发展水平、建立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速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湖北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 共同富裕目标下小额贴息贷款与低收入农户增收

  苏雪，张莉琴

  信贷帮扶是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21-2022年中西部15个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小额贴息贷款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小额贴息贷款对农户经营性净收入和纯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小额贴息贷款有助于低收入农户通过发展生产实现增收；（3）小额贴息贷款与不同产业帮扶政策组合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效果存在差异；（4）小额贴息贷款更具益贫性；（5）小额贴息贷款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效果弱于商业贷款。共同富裕目标下，低收入农户常态化信贷帮扶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更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并将其嵌入产业发展全局，推动政策从短期纾困向长效发展转型，以达成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农户发展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

• 县域创业与省界毗邻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沈琼，吴蕊

  为了探索双重困境地区如何实现包容性经济发展，基于2000-2020年省界毗邻地区的县域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县域创业活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省界毗邻县域内，县域创业活动能够显著地改善城乡收入不平等，且第三产业创业的改善效应最明显，而在中心城市周围县域和中间地带县域，创业则无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省界毗邻县域内的创业主要通过有益于农民的就业效应和农村三产融合效应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财政偏向和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均能在县域创业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此外，在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与中心城市距离水平较近的省界毗邻县域内，创业驱动城乡收入均等化效应更加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应高度重视创业活动在边界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中的作用，优化边界地区创业政策环境，促进省界毗邻地区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富裕。

•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蒋健，吴海涛

  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正日益凸显。基于2006-202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BM-GML测算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度量，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两个视角探究老龄化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提升路径。研究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显著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则在二者间发挥着正向中介效应的作用，具体来说：农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绿色规模效率的提高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农业社会化服务则有利于农业绿色纯技术效率提高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轻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在东部、北方以及粮食主销区内，农村人口老龄化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西部、南方以及粮食主产区内，农村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县域产业变迁与农村高龄劳动力就业——兼论次要劳动力市场培育的重要性

  谢云，章非凡，姚志

  促进次要劳动力市场培育，改善农村高龄劳动力就业质量，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应对农业人口结构老龄化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推动县域产业变迁对农村高龄劳动力就业质量产生的双向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改革政策通过主导产业变迁路径差异对农村高龄劳动力就业质量产生相反的政策效应：低非农禀赋地区因聚焦农业的现代化转型而在短期内抑制高龄劳动力就业质量；而高禀赋地区依托非农高附加值产业的生产环节拓展，促进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扩张与培育，显著提升高龄劳动力就业质量。（2）异质性分析表明，首先，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与收入阶层差异，男性与低收入家庭群体对制度改革更具敏感性，且未出现“精英俘获”现象。其次，低非农禀赋地区高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数字能力提升可有效缓解制度改革产生的就业抑制效应。据此建议实施差异化改革策略以精准对接地区发展需求、完善弱势群体就业保障制度设计、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行政监管的体制构建与机制创新

  曹辰

  “双碳”背景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但也暴露出了监管与市场发展不适应问题。究其根本，是因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行政监管体制更多是基于市场创设阶段碳市场监管需求产生，其仅关注碳交易行为自身的金融监管，缺乏对制度目的实现的保障，难以实现监管部门间协同。研究认为，在“双碳”战略指引下，需创设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监管概念并明确其合目的性保障作用，同时需明确碳排放权交易金融监管在行政监管体制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构建环境监管与金融监管并重的双重碳排放权交易行政监管体制，确立分阶段的碳排放权交易监管部门间协同机制。在碳市场发展阶段由生态环境部门总揽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监管与金融监管职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覆盖行业主管部门与金融管理部门协同金融监管。在碳市场趋于成熟后应由生态环境部门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日常金融监管职责则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各纳入行业主管部门逐步向金融监管部门过渡，由金融监管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协同履行传统金融监管职责。在此基础上，构建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并重的碳排放权交易金融监管机制，防范化解碳金融市场衍生风险，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 资源赋权与服务增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农民主体性何以建构？

  刘承，范建刚

  主体性是主体自由、自主、能动的表征，主体性建构既需要外部驱动也需要内部生成。建构农民主体性是有效破解产业发展可持续性缺失的关键之举。通过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基层党组织通过平台搭建、规则制定与落实、文化建设，可以实现对农民主体的资源赋权与服务增能，形成农民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和关键起点。第二，以资源赋权、服务增能为支撑点和纽带，通过形成机制、复制机制、异变机制和协作机制，可以完成以外增内、以外强内、内外互动，实现农民主体性的完整建构。第三，家庭经营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依然大有可为，同时也离不开其他经营主体对其支持、服务、带动。农民主体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驱动就是为家庭发展致富打拼，通过“干中学”“学中干”的模仿和“学中学”“学中变”的革新不断强基固本，提升致富能力。

• “两头婚”的亲家关系与家庭权力变迁

  尹秋玲

  苏南农村“两头婚”中亲家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敏感轴，具有重要的权力意涵。在家庭权力视角下，从嫁娶婚到“两头婚”，家庭权力的互动主体、规则、目标都发生了变迁，不同于婆媳间的权力游戏，亲家间的权力博弈具有主体多元、互动间接、规则不清晰等特征。如此，即便展开了婚前规则对等协商，但因婚后规则的不对等实践，双系并重的婚姻理想很难实现，亲家关系呈现博弈型样态。新婚姻规则激发了家庭主体的权力动力，基于资源支持而非伦理规范的权力博弈不仅频繁激活了家庭权力之争，还带来了联合家庭多重功能实现冲突、家庭继替难题与家庭情感消解的转型困境。苏南当代家庭的发展方向并非寻求精准的双系平权之道，而是应走出父权，完成核心小家庭的共同体建设，实现真正的并家。

• 责任共同体：微信社群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传播实践研究

  王玥敏，游琪

  随着数字乡村治理时代的到来，传统乡村借助微信社群等新兴媒介装置，高效率地将处在不同地理区域的村民聚集在同一个传播场域，并能够借助媒介赋能乡村责任共同体的构筑，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立足于H省G村的田野调查点，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收集质性研究资料，整理发现微信群聊映射出乡村社会关系的亲疏层次，微信社群在网络空间中深度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再生产，乡村微信社群中的社会群组、相关性框架与交往实践辅助建构了乡村责任共同体。乡村责任共同体是基于政策话语提出的概念，即“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微信群等新型媒介的应用深度影响着数字乡村社会的治理。具体来说，以村庄为中心的微信社群更将线下乡村与线上村群彼此互嵌，建构了一种融合公共责任、村民责任、干部责任、邻里责任“四位一体”的乡村责任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乡村的共建共治共享。

• 农地流转重塑小农经济：作用机制、多元模式与现代农业衔接

  匡远配，胡华

  促进小农经济变革性地发展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必然要求。农地流转的深入推进重塑着小农经济，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了农地流转重塑小农经济的作用机制与多元模式。研究表明，农地流转通过纠正要素错配、替代生计资本，带来了小农户权责利改变和形成代际分化，进而形成四种重塑模式：微创式近土传统依赖型、残变式远土生计诱导型、裂变式亲土发展驱动型、多变式离土价值定位型，并据此探讨了重塑后的多元主体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进一步发现，农地流转重塑小农经济必须适应性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必须分主体分类推进。